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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的使命就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八百里沂蒙创刊，发刊词中这样写道。
战争年代，大众日报将这一磅礴宣言贯彻到底，一篇篇社论和文章，就是打击敌人的一发发炮弹，578位烈士用鲜血染成的“大众红”，是世界新闻史上少有的史诗级篇章。正如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在创刊七周年时所说：“大众日报的历史和山东人民抗战史分不开，它是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的史诗，也是山东人民艰苦抗战的缩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对大众报人而言，既是庄严的时代使命，也是对自身光荣历史与办报初心的回望与传承。8月6日起，大众日报推出“纸上硝烟·一张报纸的抗战”系列报道，讲述一张报纸的抗战，也讲述一张报纸记载的抗战，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942年8月26日，山东省战工会高级审判处刑事法庭在临沭县蛟龙镇开庭审理了一桩凶杀案。大众日报记者章欣潮参加了旁听。
当年5月，临沭蛟龙区东窝子村小学教员李兆全在村西头被人枪杀，当场殒命。李兆全的妻子立即向临沭县政府提起诉讼，经过县级一审和专署二审后，到高级审判处是为三审。
1941年4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先后通过《改进司法工作纲要》《县司法处暂行组织条例》《各级检察院组织条例》等五部司法条规，对根据地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增设山东省战工会高级审判处，经参议会选举张伯秋为高级审判处处长。
《改进司法工作纲要》提出，为适应敌后环境，完成三级三审，在县一级设立司法处，为民刑诉讼第一审机关，专署一级设地方法院，为民刑诉讼第二审机关，全省在高等法院未正式设立之前，暂设高级审判处，为民刑诉讼第三审机关。为便于穷苦百姓诉讼，《纲要》规定，一律暂时免收诉讼费。
高级审判处接案后，认为案情重大的，决定由省公安总局重新侦察。侦察加上审讯终将案情查明。
李兆全1940年曾任东窝子村村长，村民李庆藩的父亲拒交给养，李兆全就向区里提起了控诉，李父畏惧潜逃，区公所就将李庆藩扣押，李庆藩对李兆全从此怀恨在心。不久之后，村长改由李庆藩的弟弟李庆爵担任，李庆爵在任期间贪污公粮，又是被李兆全发现的，并领导村民清算公账，令李庆爵追缴公粮1200斤，区公所因此将李庆爵拘押。李庆爵被释放后，两度与哥哥商量，要哥哥李庆藩想办法杀了李兆全，还答应出一部分钱。
李庆藩先找村民李献俊密商，答应事成之后给李献俊三五百元酬金。之后，觉得人手不够，5月12日二人又一起去找村民李从印加入，这天李献俊给了李从印一支驳壳枪。第二天，李献俊等三人一起将李兆全诱骗到村西头，李献俊向李兆全连打三枪。
此案为公开审理，高级审判处向各界代表发放了旁听证。章欣潮领到的是第17号旁听证，他走进法庭，看见旁听席上已坐满各机关、团体代表，名流士绅及该案有关人的家属。
上午10点法庭正式开始审理，全场寂静无声。
主审法官为张伯秋，他的两旁是陪审官，一位是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马保三，另一位是省公安总局局长刘居英。
张伯秋时年52岁，是根据地十分稀缺的法律专家。整个审理过程，他用认真耐心的态度，对每一个受审者作详细的审问。有一位受审者在陈述时说：“在羁押后没有受冤屈，待遇也很好，比在家里还要吃得好……”当时两旁听众闻言，均面露微笑。
张伯秋认为，与旧司法机关相比，民主政府的司法机关在审判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证人的证词，只能作为参考材料的一种，“还必须把控诉人或告发人所提出的材料，以及司法机关本身多方面调查所得的一点一滴的材料，连同犯人的口供与证人的证词，共同加以详细的全盘的有系统的研究和分析综合，必使所有事实都丝丝入扣，毫无游移毫无遗憾，然后规定材料的去取，再讯问犯人。并且必待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我们的材料都能丝丝入扣，毫无疑问时，才下判决”，这与旧司法机关“只以犯人的口供与证人的证词作为判决的事实”相比，无疑是大大的进步。
依据这个原则审判后，主审法官张伯秋宣布：李庆藩先教唆，后加入实施杀人（帮助引诱李兆全）以正犯论，依刑法第二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十七条判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四个嫌疑人均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42年，张伯秋在大众日报发文。
之后，张伯秋在《大众日报》发文说，新的司法工作具体实行山东保障人权条例和司法纲要，这才真是民主政权的司法精神。大众日报则用两句话概括了该案审理的重要意义：根据国法不用刑讯，充分发扬法治精神。
审判结束后没几天，临沂的日伪军开始对滨海扫荡。战工会将张伯秋、马保三等50岁以上的老同志，迅速疏散到一百多公里之外的莒中县五花营村。
（于岸青，大众日报高级记者，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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